著名历史事件—李自成克洛阳

明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1638年～1641年），河南连年大旱、地震、蝗虫遮天，赤地千里，禾苗殆尽，城中米、麦涨至5000钱一斗，饥民死者无数，人相残食。洛阳城内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城中居民也揭不开锅了。百姓苦难惨不忍闻，官府腐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洛阳的最高统治者福王朱常洵对灾荒不管不问。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三子。明神宗特别偏爱朱常洵，差点立朱常洵为太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封其为福恭王（简称福王），把洛阳作为其封地，花28万两白银，在今青年宫一带修建福王府，其工程造价超出一般王制十倍。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朱常洵就藩洛阳。福王至洛阳后一味享乐，体重吃到300斤。对百姓的疾苦却毫不关心，就连对兵将也是如此。当时陕西农民先行起义，明朝军队前去镇压，路过洛阳却没有吃的，军士们发牢骚：“洛阳富比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听说后，赶紧入王府劝福王散财赈济饥民。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崇祯十三年（1640）冬，在陕西商洛地区养兵蓄锐数年的李自成，见时机已到，率数10万义军走出大山，浩浩荡荡沿洛河而下，挥师河南。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一举攻下宜阳县城。三天后，又攻克永宁县（今洛宁县）。后迅速挥师攻克洛阳周围各县，直逼古城洛阳。飞报传到河南府邸洛阳城，福王朱常洵、前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河南巡抚李风仙、河南总兵王绍禹等人紧急协商，立即上奏朝廷，请求火速支援河南。因兵部尚书杨嗣昌正率领大部明军在湖北围剿义军张献忠部，暂无兵力支援河南。旨令河南参政王胤昌、河南总兵王绍禹加强守备，等待援军。福王和吕维祺下令，全城动员，全民皆兵，不分男女，参加保卫洛阳战事。洛阳城东门由副将刘见义镇守，西门由王胤昌镇守，南门由副将罗泰镇守，北门由总兵王绍禹镇守。城池上架起了红衣大炮和各种土炮，由官兵和各县逃入城中的地方武装守卫。正月初十，李自成义军突然将洛阳城团团围住。正月初十，驻七里河兵营几百守军，因撤退不及，被义军包围在兵营中，不断向城中求援。河南总兵王绍禹一直按兵不动，不去救援。副将刘见义、罗泰天天恳求总兵出兵救援。王绍禹用各种理由拒绝，急得刘见义和罗泰直骂王绍禹无情无义。十六日晚，刘、罗决定派兵前往救援七里河守军。结果被李自成义军层层包围，最后宣布投降。刘见义等人的投降，极大地震撼了洛阳城，王绍禹急调预备队孟津、新安地方武装严守东门、南门。东门由知府亢孟桧镇守，南门由巡抚李风仙镇守。正月十八日中午，李自成开始全面进攻洛阳城。正月十九日，从早上一直激战到傍晚。东门楼、西门楼、南门楼和月楼全被炮火炸毁，城墙被炸得遍体鳞伤。经过几天战事，义军已明白洛阳城地形和守城情况，城东有瀍河和护城河，不利于大部队进攻。城西护城河太深、太宽不利架桥。城南，城池太高，护城河又宽，进攻困难。正月二十日上午，义军改变策略，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城北城墙，强行在北护城河上架设几十座木桥，无数义军抬着云梯拼命往上冲。中午北门告急，总兵王绍禹急调东门、西门、南门民团、练勇支援北门。当晚，刘见义在城外向城内喊话劝降。北门里，有百余名总兵王绍禹的亲兵在此驻守，他们原来是刘的部下，听到喊话，打开北城大门和月城大门。刘见义带领义军进入城内。河南知府亢孟桧在玉虚观老君洞中被抓获，在迎恩寺密室中抓出福王。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二日上午，义军在周公庙前，召开庆祝攻克洛阳大会。宣布福王朱常洵、前明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参正王胤昌及孟津的孙挺生、新安的王朝山、嵩县的王翼明等人罪行，并一次将河南府近400名官吏和大地主处死。义军宣布向北京进发，并告民众：随闯王、不纳粮、有田种。据《豫变纪略》记载：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者如水，日夜不绝。短短一个月余，李自成义军在河南发展成拥有百万大军的队伍。洛阳新破，所在震惊。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消息传入北京，崇祯皇帝大怒下旨，处死河南总兵王绍禹，逮捕河南巡抚李风仙，兵部尚书、负责追剿李自成的总指挥杨嗣昌畏罪自杀。李自成攻占洛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