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伦

张大伦

谷德建

张大伦，男，1915年生，原卢氏县栾川陶湾村人。出身豪门。大伦弟兄五个，他排行第三。幼年入私塾，后入公立初级小学。1928年初小毕业。那时栾川高级小学尚未成立，为完成学业，大伦不得不到距家200余里的卢氏县城高小就读。1930年高小毕业升入初中，1933年毕业返乡。

大伦自幼聪明伶俐，在校各门功课成绩颇佳。他兴趣广泛，课外喜欢阅读侠义小说，崇尚英雄好汉，闲暇时间时常摹画心中偶象。

返乡第二年（1934年12月）恰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来到栾川。5日经陶湾到叫河离栾西进。大伦耳闻目睹了红军边行军、边战斗、边宣传的动人情景。由此使他看到了革命前途和人民的希望。

1936年至1938年，大伦由别人举荐到卢氏大石河教书。期间适逢为躲避战火而迁往卢氏的中共洛阳师范支部。大伦受朋友影响，暗地接触进步刊物《新华日报》。课堂上总以典型事例给学生讲日寇侵华罪行和抗日救国道理。课余时间凭着能写会画特长临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发等共产党人画像，尤其崇拜红军中神秘人物——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邓发，常言大丈夫建功立业，应如邓发也。大伦正直仗义富于激情，很快就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不久，卢氏进步县长李万里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推动下，为刷新政治，开办行政人员和抗日救亡训练班。为充实基层政权，大伦经熟人推荐入班受训。学习结业，集体加入国民党，弃教后担任大石河联保主任。

在大石河担任联保主任期间，和当地进步青年许守谦（许天民，大石河村保长）很为要好。一天县政府承审员程敏公从栾川区（当时卢氏县一个区）押送两个案犯（根据是鼓动群众抗款不交，辱骂殴打乡丁，有共产党嫌疑）到卢氏受审。至大石河天已黄昏。程把犯人交由联保处关押。联保处没有关押人犯处所，大伦请示程后，程同意绑在联保处后院大树下，待第二天早上解往卢氏。当晚大伦盛情招待并安排程睡后，找许守谦商量，密谋到夜深人静时把人放走。第二天一早，程敏公发现人已逃走。因这事自己事先同意，再往深处追究自己也难逃干系，于是便不了了之。

一天，守谦到大伦处。张从他的抽斗里取出一个图画本，要守谦鉴赏他的临摹艺术。许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张大为不满。他指着一个人物问许，许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像周恩来！”他说：“不错。”张又翻了几页，其中许认识的有刘伯承、肖华。许问：“你是怎样知道的？”张说：“这些人我是从《共产党名人录》中知道的。从此以后，许对大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此人不仅性情纯朴，诚实可靠，而且在政治上倾向进步，将来一定能走上革命道路。

时隔数天，大伦听到守谦为追求革命几经周折奔赴延安的事迹后非常感动。他找到许坦率地说：“我早就希望参加共产党，入党能更好为抗战救国出力，象现在浑浑噩噩地混下去，真是虚度年华。我常想找党，但又找不到，你若找到请告我一下”。许高兴地点了点头，两人有力的握手，表示出彼此的深切信任。

不久，大伦跑到许的住处，伏在许耳边悄悄地告诉他已找到共产党的消息。原来在县行政人员训练班中有一个叫张象文的，河南荥阳县人。他在上课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对分裂倒退。讲到民族危亡、抗战前途时，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大家私下议论，都说他不象单纯的教书先生很可能是共产党。

许问大伦：“你咋肯定他是共产党？”张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共产党，但我总觉得他不象一般的爱国激进分子。”为进一步证实他们看法，他们商定进一步找机会予以试探。

一天早上，张、许二人从大石河沿着万山丛中一条狭窄山路西行，经城郊渡洛河来到县城。在训练班找到了张象文。他非常有礼貌地把他们迎到办公室。张许说明了来意。办公室人来人往，不是长久说话之地，为避外界嫌疑，他们三人分头行动约定到城外东观会合。

东观是一座年久失修的道教寺院，寂静荒凉。他们观察周围没有异常情况，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张、许向张象文表明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求解放的心迹，恳求象文指给出路。象文看他们很有诚意，便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答应尽快为他们找到共产党的关系。

1939年4月，陕州地委负责人赵群一来卢氏视察工作，张象文把大伦和守谦情况向赵作了全面介绍。赵对他俩进行了谈话。同年6月，由张象文介绍，张、许和省委巡视员刘尊石（赵致平）见了面，谈话后批准张、许为共产党员，另定时间举行入党仪式。

同年7月2日，遵照党组织事先的秘密通知和规定，他们准时来到城东南20里南苏村洛河之滨的果园里。刘尊石代表上级党委主持会议。先期在陕州入党的陈芝汉一一介绍情况后，庄严地为张大伦、许守谦等四名新党员举行了入党仪式。

同年7月底，刘尊石回洛阳向省委汇报工作，并提出在卢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省委同意后正式派刘尊石到陕灵地委任宣传部长兼卢氏县委书记。一天，大伦接组织通知到涧北村对面河南一个小学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刘尊石主持，主要内容是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卢氏县委员会。9月中旬，中共卢氏县委正式成立。大伦被推选为县委委员。为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以利我军在卢氏建立革命根据地，经统战关系多方活动周旋，大伦当上了营子联保主任。许守谦为联保处书记，陈芝汉（县委委员）为营子学校校长。进步农民王国亮、石中立入党后，安排为联保处保丁和户籍员。从此，卢氏县营子联保处成了卢氏县第一个由地下党控制的基层政权。上级党组织领导来卢视察工作，经常在营子落脚。地下党卢氏县委书记刘尊石成为张大伦“至亲”。营子成为卢氏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尔后中共营子村支部正式建立，大伦为首任党支部书记，营子村党支部为卢氏县成立最早的第一个党支部。

1939年底，大伦由卢氏调往栾川庙子。1940年1月参加由栾川区委组织发动的驱逐国民党党羽伪庙子联保主任郝晋卿的斗争。同年2月中旬，由组织安排，大伦接任庙子联保主任。为掌握政权，介绍地下党员王守道、魏学修分别担任庙子街保长、保队附。为发挥统战政策威力，3月成立庙子政治小组。大伦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期间在团结抗日旗帜下，因势利导，不断做上层人士工作，积极配合庙子、北凹党支部扩大和发展统战力量，向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1940年夏秋之交，伪卢氏县政府因财政吃紧要向各地分派殷实富户捐。富户捐本应由地方豪绅及富户承担，但庙子地主恶霸张绍谦为维护地主豪绅利益坚持硬性向农民平摊。大伦得知消息后，依靠政治小组发动群众和进步的保、甲长、开明士绅，向张开展说理。最后迫使张绍谦不得不收回成命，重新召开士绅、保长联席会议，把富户捐摊派给了二十七家殷实富户。此事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减轻了农民负担，维护了群众利益，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同年10月，大伦在中共栾川区委领导下，发动社会力量驱逐了横征暴敛、欺压群众的伊川乡（老君堂、范营一带）联保主任尤永斌，从而把庙子乡、伊川乡与早在中共栾川地下组织控制下的北凹联成一片，为党的地下活动开辟了地盘。

同年冬，大伦调回卢氏，任南苏村联保主任，仍以“灰色身份”作掩护为党继续工作。

南苏村有个合办的杂货商店，记帐的青年许天民（许守谦）在老家大石河就和大伦是挚友（张曾任大石河联保主任），经许介绍，张又认识了进步青年常来鸿。因彼此结交甚笃，常家便成为张、许两人容身之处。那时党的工作全是单线联系，上级来人，大伦总是安排在常家接头。为掌握党的工作开展情况，卢氏城“四友饭店”掌柜（实际是中共卢氏地下县委书记）刘尊石、衙前街李恩靖、范里陈芝汉、大峪门口张忠恕（均为地下党员、县委及支部负责人），也总是在常家开会，大伦常派人站岗放哨。上级领导来卢，若遇大雨大雪天气住下，为保证领导安全，临走大伦总派保丁暗中护送。

大伦任职期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他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国民党卢氏县政府抓兵、派粮、派款等差事，张总是表面应承，背后敷衍塞责。遇有财主欺压穷人，他总是出面干预。一年秋天，财主常金榜棉花丢失，诬陷穷人常小记、李丙午所盗，同其侄常光新到两家非法搜查，吊打逼供，大伦以常行为越轨、出格、无法无天的名义狠狠对财主们教训一番。遇有穷苦老百姓被抓兵的，他常派心腹保丁私下通风报信，让其及早走脱，致使国民党抓兵行动难以很好落实。

大伦擅长书法，其楷书和美术字犹为出色。为宣传鼓动抗日，他在联保处所在地关帝庙墙上写下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务抗战”的大幅标语，还在牌楼通道的两侧书写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大伦的抗日宣传，使消息闭塞、愚昧无知的深山区农民茅塞顿开。时隔数天，有人到伪卢氏县政府告密，为防止由此引出麻烦，大伦才派人将标语刷去。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负责人袁晓轩秘密叛变，对豫西地下党构成很大危胁。为落实中央和省委“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上级党组织决定区以上干部撤往延安。同年农历四月，省委派苗化铭到卢氏传达中央撤干精神，尔后县委书记刘尊石来栾作撤干安排。会上决定了撤干名单，大伦因有灰色身份掩护（伪联保主任）仍留豫西单线联系，坚持工作。

1942年秋，撤向延安的中共河南省委派遗王桂五来栾再次催促撤干。9月特务组织“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肃奸工作团”进驻卢氏、栾川制造白色恐怖，并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员。期间，栾川伪区署派职员高维聪（地下党员）往卢氏押送军麦，高在卢氏叛党投敌、出卖组织。9月下旬，大伦在区署被捕。为使自己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审讯时大伦说出了敌特早已掌握的地下党员名单，巧妙地骗过敌人。敌强迫在事先准备的声明书、悔过书上签了字才得以解脱。

1943年4月，“豫西警备司令部工作队”到卢氏进行特务活动。5月来到栾川同国民党地方反动派相勾结对地下党组织大肆破坏。地下党员徐建业叛变充当坐探，敌通过秘密调查大伦第二次被捕入狱。连同同年10月被捕的18名地下党员，分送叶县集中营接受国民党“青年训导团”受训。

1944年“中原事变”爆发。汤恩伯所部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在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洛阳会战”中被击溃。同年5月，为躲日军追赶，余部押集中营犯人向伏牛山撤退。当行止西峡境内，大伦利用熟悉的地形组织集中营部分同志成功脱逃。

1945年——1947年，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使栾川地下党组织已基本停止活动。大伦和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保存组织，集蓄力量，中央早有“上级不找下级，下级不能找上级，同志间不谈组织问题”的指示，但大伦出于对革命执着追求和对共产党热烈向往仍冒着生命危险，栉风沐雨千方百计找组织取得联系请示工作。期间，大伦和前妻王氏已有两女。妻子病故后，大伦长期奔波在外，无耐一女托别人寄养，一女寻到异乡。后来大伦经朋友介绍和常氏结为连理，婚后不到半年为找党组织来往于洛阳、伊川、卢氏等地，当得知妻已生子消息后，非常高兴。但因工作忙不能脱身，只寄了些钱回信让妻子找人照顾。孩子生下时间不长，因高烧没及时治疗夭亡。

1946年5月大伦在洛阳南关办起竹木厂。又和徐惠茹组成家庭，生子克旭（因父“特务案”1967年被南京造反派迫害致死）。期间曾和原地下党员李瑞亭书信联系，被罗庄保书记吴卓华发现，李惨遭杀害，栾川信息中断。大伦常以商人身份在栾川、西峡、太平镇一带以收购竹木续筏水运为幌子，打探消息。

1947年6月，家人随大伦几经波折来到上海，由上海辗转到江苏徐州安家。在徐州找到时任中共徐州工委书记的原卢氏地下党员许守谦（许天民），从此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不久，我华中局敌工部为加强对军统内部的密线人员工作，决定派遣大伦潜入国民党军统内部，直接受华中局敌工部负责人单线指挥。华中局敌工部负责人和张谈话时言明：以后不得与其他党组织发生任何横的联系。如若违犯军法处治。

同年6月底，大伦肩负党的重任，由党组织精心安排，通过统战关系在郑州打入军统特务组织——国防部河南大队。由于张胆大心细，能力较强，很快取得敌人信任。大队长郭荣生与大伦又系旧交，在郭的推荐下，国防部任命大伦为少校副大队长。

1947年7月，蒋介石在郑州成立了以孙震为头目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其军事锋芒直指华东和中原解放区。我高级军事领导机关为及时了解掌握敌人兵力部署与战略意图，迫切需获取敌高级指挥机关的密电码。为此特派徐州工委书记许守谦指挥 这次智取密电码行动。

长期的隐蔽工作，使大伦历练的更加机警干练，长期“经商”，使之善于交际。加之许、张曾长期相处，彼此深为了解，配合协助这次重大行动大伦就成了最佳人选。许守谦在郑州约见后，张在不长时间弄到情报，并向我军提供了80万元（折合人民币约8000元）经费，使智取的密电码及时地送往军区，为我军事领导机关及时掌握敌情，从而在军事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豫西解放区。敌国防部为掌握我军情报，指令河南大队在豫西建立情报机构——第五行动组，并委托张大伦兼行动组长。其任务是具体指挥豫西的军统情报机构。大伦接受任务后，持国防部委任状，凭与国防部直接联系的电台名义上收编豫西土匪和陈谢大军作战，实际上不断将收集军事情报，又向我华中局敌工部发报。

1948年9月，大伦以商人打扮来到常来鸿家，对家人说，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要家里人赶快参加革命，以求光明前途。时任国民党燕居镇副镇长的雷云在大伦劝说下，到卢氏第四区人民政府自守登记。来鸿变卖家产做起了生意。一天，大伦因公务顺便回栾，两天后因有其他要事深夜动身起程。临走交给妻子常氏一张片子（现在的名片），交待说：“现在局势不稳，我长期在外别人又不知底细，如若解放军和地方民兵找你麻烦，你把它拿出来就行了”。后来解放军和地方民兵也没在查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1949年春夏，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之时，白崇禧、胡崇南趁机在卢氏、栾川、灵宝一带组织土匪万余人发动了反革命武装进攻，企图以伏牛山为据点，长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新生革命政权顽抗。

同年6月16日——26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省会开封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会议决定后半年以剿匪为中心，伏牛山列为全省剿匪重点。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五师及军区警卫营万余大军开进卢氏、灵宝一带。在重拳出击下，敌大部被歼，所剩散匪、股匪纷纷逃匿深山。为集中消灭，大伦以商人身份经常出没于卢氏、栾川一带，并用电台连续不断地指挥土匪行动。后来我军经侦察，神密讯号忽隐忽现总是和一个商人有关。师部决定立即对经常活动这带的商人采取行动。

8月的一天夜里，专区公安处侦察清楚，大伦要回家住宿。当睡至半夜，被陶湾区委书记叫到区里，当即直接送到栾川。第二天上午在公安处对其进行秘密审问。公安员从身上搜出一百多元银币和华中局政治部证件。审讯中，大伦不得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白崇禧所控制的国防部准备派河南保安副司令赵克理率4000余名骨干，分批潜入豫陕边一带，凭借伏牛山实施所谓“长期潜伏，坚持游击”战略计划。为全面掌握敌情，以配合全国战局，华中局指示大伦利用特殊身份控制潜匪，身份不能过早暴露。如确需行动，应向华中局请示。否则，华中局将以违犯密线纪律从严论处。

剿匪部队首长听了张的交待后，半信半疑。为进一步考验大伦，遂派武装秘密押送卢氏西部，让其与潜逃卢氏官坡、兰草一带的大匪首李腾蛟联系，以便歼灭这股散匪。时间紧迫大伦无法请示上级，又不能自做主张，为顾全大局没有答复剿匪部队要求。部队首长及县委、县政府领导更加怀疑，于是以重大特务嫌疑交由豫西行政公署公安处处理。

豫西行署公安处呈报河南省委，河南省委用电报请示中南公安部。中南公安部又转呈华中公安部。时值华中局已经撤消，另行成立华东局。区划调整后的机构变动及人事调整，使华东局一时难以落实中南局公安部转呈的问题。河南又较长时间收不到中南公安部的答复，加之剿匪形势紧迫，故将张大伦以重大特务收监。

1950年春的一天，省府开封小南门外沙丘上响起一阵沉闷的枪声，大伦怀着莫大委屈和无限遗憾壮志未遂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英年早逝。时隔数天，中南局公安部转来华东局“张大伦系我部派出”急电，然而已为时晚矣！我党出色的地下工作者、一位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含冤献出了35岁的宝贵生命。

全国解放后涉及苏鲁豫皖地区情报侦察案件始终牵挂着党和人民的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手对冤假错案重新甄别复议。1985年，原苏鲁豫皖地区情侦系统负责人之一的许守谦向党中央书记处写出应对张大伦问题甄别的请示报告。后经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和中央书记处乔石具体批办，成立了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办公室组织人员首先从张大伦的问题入手，查阅了大量档案，同时调访了当年派遣张大伦的各位领导，终于使张大伦问题真象大白。1988年2月，党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法院给张大伦平反。3月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平反通知书。为落实平反政策，国家安全部做了大量调查，对其亲属逐一给予抚恤照顾。对因受张大伦“特务案”株连的人逐一给予核实澄清。为吸取教训，教育后人，栾川、卢氏县委、县政府为张大伦对革命所做贡献做了充分肯定，他在革命中的应有地位永远载入史册。大伦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崇高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后人。